最近，翻阅我的传记纪实文学《天山蒼茫》四部曲之第三部《天山星空》之第十五、十六两章，记录了厂长叶帮华，副厂长黄传宗（以下称为“大师兄”），纪委书记佘化健率天锅厂中层干部赴南方参观学习考察团，于1988年12月24日至1989年1月20日，到广东、广西、上海、江苏四省市（区）八个城市参观学习全国工业锅炉行业十厂家的情况，翻开参观考察时的留影，我与大师兄、曾祥照工程师的合影跃然纸上，大师兄的音容笑貌如电影般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大师兄黄传宗是安嶶六安人，1941年11月2日出生，1960年8月到江苏镇江参军，在南京部队当通讯兵服役期间入党，1965年转业到新疆天山锅炉厂金工车间，跟我们的车工师傅吴君林当学徒。吴君林师傅1959年从浙江支边进厂当车工，是第一代老天锅人。吴师傅在天锅厂当了25年车工，带过十几名徒弟，周遵祥，黄胜法、张克井等老师傅都曾投在吴师傅的门下。

　　但是，跟吴师傅学徒超过三年的，只有黄传宗（1965～1968年），王治国〈1972年3月～1975年3月），郭培健（1981～1984年）三人。而且这三人以后都先后进入了天锅厂领导班子，黄传宗任副厂长14年（1985～1998年），王治国任总经济师、副厂长8年7个月（1994年11月～2003年6月），郭培健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丶工会主席3年半（2003年6月～2006年11月）。

　　因此，吴师傅最引以为傲的是这三个徒弟，他叫黄传宗为大徒弟，叫我为二徒弟，叫郭培健为三徒弟，我们成了天锅厂的“西游记”师徒四人。因此，黄传宗就成了我的大师兄。

　　我与大师兄相识于1970年11月，那时我们8月17日被从石河子农八师145团（石河子总场）招工到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兵团化工总厂，11月被总厂分配到锅炉分厂（对外仍称新疆天山锅炉厂），分厂又把我们分配到金工车间（当时兵团军事化建制叫金工连）当车工，大师兄时任金工连副连长。

　　当时我参加了分厂为迎接总厂庆祝元旦、春节文艺汇演而成立的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了创作文艺节目，搜集车间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生产班组的典型事迹材料，我采访了主管车间生产的副连长大师兄。

　　只见他二十八九岁，一米七八个头，身材挺拔，玉树临风，方脸白皙，浓眉大眼，玉鼻笔直，灵巧的薄唇说着略带皖中乡音的普通话，思维敏捷，口齿清楚，星目闪烁，英气逼人。

　　谈起车间先进集体、个人的事迹，如数家珍；对车间车钳铣磨刨机修电工生产各项工作熟稔于心。我把对他的采访文字经过整理，编创出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文字稿，呈交给他审核把关。

　　他对我创作节目的质量与速度赞叹不已，我们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那年12月厂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有天晚上车间召开大会，批判地主家庭出身的七级车工王国政师傅，带学徒鼓吹“一招鲜，吃遍天”的白专道路思想。

　　有人发言无限上纲上线，冲到台上摁住王国政师傅的头要他低头认罪。主持会议的大师兄，拉开那人，制止极“左”的过火行为。

　　大师兄讲，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党的政策是讲家庭成分而又不“唯成分论”，我们不能搞“血统论”。王国政师傅带学徒，主张钻研技木，精益求精，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是走“白专道路”，可以讨论批判。革命大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大师兄主持正义，严格掌握会议情况，使王国政师傅避过了一场极“左”过火的批斗，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有人将大师兄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行为，当作右倾批评。大师兄被调离金工车间，到厂劳资科任一般业务人员。

　　1971年春，我跟赵风舞师傅学徒，加工椭圆形阀盖，锅炉附件、配件生产任务调整到锅炉车间，我也调离金工车间，连人带设备调到锅炉车间。

　　我和大师兄工作虽然分开了，但他在分厂劳资科分管劳动调配工作，我每年一次探亲，都找他办批准手续。他都是尽量给予方便，考虑到交通不便，每次批假他都批准我路途6天时间，还报两晚住宿费，并提早开好住宿介绍信，对我们青工关怀备至。

　　1972年春节过后，原来的金工车间分家，承担化肥厂设备安装修理的机加工业务，连人带设备调到了化肥分厂，与化肥分厂安装队的机加工设备人员合并，组建了新的化肥分厂金工车间。承担锅炉附件配件和主导产品排污阀门生产任务的机加工分到了锅炉分厂，我们又调回了锅炉分厂金工车间，我开始跟吴君林师傅当学徒，车削DH排污阀门阀体ABC三个法兰面三年，两个金工同用一个车间工房。

　　1975年春节过后，锅炉分厂新建的金工工房竣工投入使用。大师兄从分厂劳资科调金工任车间主任（4月兵团撤销，恢复工厂建制，连队恢复车间称谓）。

　　新任车间主任的大师兄，和他南京部队的战友，车间党支部委员，我所在的车工一班政治班长陈秀生，都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社教、文革历次政治运动，深知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和舆论宣传，促进车间生产等各项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也十分了解我的政治理论学习，文化宣传的能力和作用。

　　于是就把我从吴君林师傅C630车床车削阀体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调下来，调到加工阀瓣、阀座陈公民师傅体力劳动相对轻松的C620车床上，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理论，从事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

　　搬进新车间工房后，车间党支部支持车工一班政治宣传和文化活动，在车间工房东端的山墙南侧的一个框架结构墙面上，用水泥抹出一块儿长3.5米，高2米的大平板，刷了一二十遍墨汁，制作了一块儿特大黑板，作为车工一班的半月刊政治文化宣传阵地专栏。

　　另外在车间南侧作为应急不常开的大门下面的小门旁边，还固定了一块只有锅炉厂常用的两米长，一米高，三毫米厚的钢板制作的小黑板，作为随时宣传班组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竞赛动态的黑板报。

　　我每天都利用工闲时间，在我车床旁的工具箱上伏案疾书，写学习理论的心得评论文章，写班组劳动竞赛、生产进度、技术新招，好人好事、典型经验等消息通讯报道。

　　写作时间并不固定，一有新鲜事物、观点或工人师傅们有意思的言行激发灵感，随时取笔掏本，即兴写作。

　　吴君林、陈公民两位师傅粉笔板书字都好，吴君林师傅的报头、插图更佳，我这里刚写好文稿，他们立即按文章内容排版抄写在版报上。

　　我写的稿子题裁、形式多样，除了新闻报道外，还有小评论、诗歌、散文、杂文等，国庆专刋上还有我创作的百行长诗呢。

　　为了活跃版面，有时还把“三句半”“快板书”“数来宝”等文艺节目形式办在专栏里。

　　有时为了及时报道重要动态，新鲜经验，典型事迹，来不及写就稿件，就请两位师傅之一者，站在板报前，我口述一句，他们板书一句。在他们板书时我构思下一句，我口述完，他们书写完，竟达到出口成章，不用修改，配合默契，出神入化的境界。

　　不仅如此，在组织文艺节目演出方面，我自创自编，作词、谱曲、表演，组织指挥车间歌泳比赛等，都是行家里手。

　　我创作的提琴二重奏《红星协奏曲》，在车间职工大会前汇报演出。徐国华演奏小提琴，我演奏中提琴，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糅和在一起，分成四个乐段，通过齐奏、合奏、重奏等音乐手段，将乐曲演奏的坚强、激情、优美、抒情，中、小提琴音色混然天成，十分和谐，收到很好的音乐效果。

　　莅临车间会议的锅炉分厂政治处主任周荣群说，这两人的精悍小乐队，是车间的乌兰牧骑，抵得上一支文艺宣传小分队。节目不在多，贵在短小精彩嘛。

　　1976年，锅炉分厂政治处青年干事叶思敬（浙江瑞安支边青年，从农业团当兵复员到锅炉分厂金工车间当机修工，1975年调任锅炉分厂政治处青年干事）出任金工车间指导员（以下简称思敬兄）。

　　1976年10月粉碎“”，在欢庆十月胜利，揭批“”运动中，大师兄与思敬兄更加重视政治文化宣传工作。

　　我们在坚守宣传阵地，办好专栏板报的同时，我自编自演创作了天津忙人板《在大寨》，根据车工一班四川籍老工人文朝喜即兴演唱的四川清音，记谱整理，填写新词，编配锣鼓点谱，创作出寓庄于谐，泼辣有趣，具有浓郁地方风味儿的四川清音表演唱《车工怒批“”》。

　　其时正逢纪念长征四十周年，我又组织成立了十余人的小型合唱队，排演了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三段小合唱。

　　彩排时，锅炉厂新任政治处主任徐太潮，邀请支队老八路，天锅厂老政委，总厂政治部主任孙庆林回老单位视察文化宣传工作，审查节目。

　　孙主任视察了我们颇具特色的专刊、板报，观看了我们的文艺节目，认为金工车间的政治宣传工作和文化活动，很有特色；特别是我们自编自演的天津快板《在大寨》，把的丑态表演的淋漓尽致；四川清音表演唱嘻笑怒骂，风趣泼辣，很接地气。

　　金工车间的政治文化宣传工作，在新化揭批“”运动中，具有十分典型意义。因此决定，新化总厂宣传工作现场会在锅炉分厂金工车间召开。

　　总厂所属“三厂一团”的各单位指导员（支部书记）文教，各分厂（团）政工人员代表二百余人，参观了金工车间的专栏和生产班组的黑板报比赛，观看了我们在机床通道上表演的天津快板，四川清音表演唱和长征组歌等文艺节目，全场忍俊不禁，笑声不断，掌声不断，赞叹不已。

　　由于我们政治宣传文化工作成绩突出，促进车间生产任务各项经济指标创新化总厂先进水平，1976年度，金工车间被评选为新化总厂先进车间，车工一班被评选为新化总厂优秀班组，车工一班班长被评为新化总厂劳动模范。

　　1977年春，根据总厂、分厂培养青年干部的安排部署，金工车间支部会议讨论培养青年干部后备人选。大师兄经与思敬兄个别交换竟见，在会议上正式提名我为车间文教后备人选。

　　支部委员中有人提出我出身不好的非议，大师兄与思敬兄力排众议，坚决执行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政策，确定我为车间文教后备干部苗子来培养（1984年企业整顿时我参加天锅厂文书档案整理工作，在大量文档资料中发现了1977年3月我的由大师兄和思敬兄签署意见后备青年干部培养登记表。

　　后来我曾向大师兄了解此事，大师兄才说出了个中原委）。鉴于我的视力急剧下降，佩戴了近视镜，不利于车床操作。

　　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政治理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大师兄与指导员思敬兄从培养我为文教后备干部出发，将我从车工一班调入综合班。

　　我到综合班并没有具体岗位，主要任务一是配合车间做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实际是文教工作，但没有以工代干任命；二是跟钳工一班胡长顺老师傅学习阀瓣、阀座等不绣钢件热处理技术，以备胡师傅退休由我接班；三是帮助半成品库毛坯件和半成品工序周转，以及工具库临时顶岗值班工作。

　　1977年10月，总厂宣教科科长吴映堂老师，通知锅炉分厂政治处宣传干事张沿延，派我到克拉玛依参加新疆石油系统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

　　好友沿延兄巧妙绕过曾1974年曾经阻挠过我参加石河子兵团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政治处副主任，直接找徐太潮主任签字同意，批准我参加石油创作班。

　　当时妻子带不到5个月的女儿来厂探亲，女儿患急性肺炎需要住新化医院住院治疗。妻子人地生疏，十分不便，很是为难。

　　大师兄与思敬兄派车工一班与我情同姐弟的田凤珍大姐，陪同妻子带女儿住院，做饭送饭，晚上陪夜，一直陪到女儿病愈出院，田大姐将她母女送到市里农八师驻乌办事处，买好车票并送上西去石河子的班车。

　　由于大师兄与思敬兄的精心安排，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在石油创作班上，我第一次将自己创作的诗歌手稿《铁人回来了》变成了发表在《新疆石油报》副刋的文学作品；小说《照相》发表在新疆最权威的文学杂志《新疆文艺》月刋上，我终于叩开了文学创作殿堂的大门。

　　1975年夏季我与妻子登记结婚，我向厂总务科申请住房，拟定于“十一”举行婚礼。

　　厂总务科房管员侯钦让说，厂里有十几对青年早领了结婚证，在这里按领结婚证早晚排队等候分房。厂里现在连一间房子都没有，你刚领了结婚证就想要房子，门儿都没有。先在这儿挂上号，耐心排队等着吧！

　　我回车间向陈秀生班长和大师兄反映，经陈秀生班长提议，大师兄提交车间支委会研究决定，将自己打土块新建的车间办公室、会议室和班组学习活动室的车工一班学习活动室，暂借给我临时做新房，待我正式分配住房后再把学习活动室归还车工一班。

　　车工一班学习活动室地处金工车间新工房自建士坯平房六间的从西数第二间，南北课8.5米，东西宽3.6米，槽型板山脊两面坡屋顶，建筑面积约31平方米左右。

　　为了赶上我“十一”结婚的日子，车间在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上大力支持，陈秀生班长带吴君林陈公民二位师傅，利用工余时间抹墙泥，打地坪。

　　墙面首先用麦草和泥粗粗抹平，再用沙子、黄土和电石渣“三和土”和泥抹第二遍，然后反复压磨，墙面象水泥墙一样又光又平。地坪先用木夯砸实，用粗石子拌水泥浇灌头遍，凝固后再用粗沙子拌水泥抹第二遍。

　　还要用水平仪找平，再用细沙子与水泥和成水泥浆细细抹光，然后再打磨压平三遍，最后再用水湿透草帘铺在地坪上，每隔一个多小时浇洒一次水，保养48小时。

　　有人说，这是车工用千分尺修房子，一丝不苟。自建房没有门窗，车间从总务科库房找来两套单层旧木窗，安装在新房前后窗户。新房没有门，我的好朋友王启明师傅将自己从地窝子里拆下来准备盖小房子的门献出来给我做新房门。

　　旧门窗经机修班机床专业油漆工黄秀元师傅油漆，天蓝色窗棂，猪肝色房门，比新做的还漂亮。综合班班长须满宝师傅，亲自量尺寸，割划玻璃，安装窗户，把玻璃擦得透明瓦亮。

　　爱美的吴君林、陈公民两位师傅，刷墙时在石灰水里加了点莹光粉，墙干后白中略透蓝光，灯光下色彩十分温馨柔和。在狂风怒号的戈壁滩厂区里，绣花般的修成这样一间新房，比厂内的正式职工住房不知漂亮宽敞多少倍，引起全厂很多职工的眼羡。

　　1975年9月30日夜，就在这个新房里，大师兄为我主婚，陈秀生班长为我证婚，我和妻子举行了婚礼。

　　当时说临时借用车工一班学习活动室做暂做新房，谁知是“刘备借荆州”，一借借住了11年3个月，直到1985年12月，我才正式分到房子，搬出了学习活动室，昔日的新房变成了危房。

　　天锅厂时任主要领导认为我写信“告御状”，是“逆了龙鳞”，十分震怒，武断地在党委会上否决了解决我夫妻分居问题的议题。我见诉求无望，悲愤中写下了绝笔遗书。

　　大师兄当夜来我家对我安抚慰问，并向党委紧急报告。时任主要领导也害怕逼出人命，上下不好交代，只好在1982年12月的党委会上，通过了党委委员黄传宗提出的解决我夫妻分居的议题，决定重新排队解决天锅厂职工夫妻分居问题，我被排到第一个（会后副厂长高润广转告于我）。

　　虽然排到第一个，但以后四年都没能解决，可见“牛郎织女相聚难，难难难于上青天”。

　　直到迟孝田调天锅厂任党委书记，1986年底协调化工局劳资处，拨出了4个农调工专项指标，一举彻底解决了天锅厂职工夫妻分居“老大难”问题，我们这对分居11年的苦命“牛郎织女”才得以团聚。大师兄为此也付出了心血和艰苦努力。

　　1983年5月，天锅厂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将锅炉车间的除尘器和炉排生产划出，新建结构件车间。大师兄黄传宗又从锅炉车间调回供销科，调离前应我要求，将我调到锅炉车间包皮班。

　　大师兄在向新任锅炉车间主任湯疆胜交接时举荐了我。湯疆胜也是我文艺爱好朋友，也是后来我企业管理上的恩师甘士仁总经济师的学生。8月，锅炉车间班组调整，将原包皮班一分为二，汤疆胜主任任命我为包皮一班班长。

　　由于我们包皮一二班两个班长年轻，接受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快，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干劲足，有闯劲儿，很快把落后的包皮班变成厂里的先进生产班组，为我一年后调入厂企整办，从事企业管理职业打下了基础。

　　1984年春，天锅厂开始全面企业整顿，新疆化工局调整天锅厂领导班子，技术人员王树仁升任生产副厂长，大师兄升任生产科长。8月1日，我从锅炉车间借调到厂企业整顿办公室，从此开始企业管理生涯。

　　1985年大师兄升任生产副厂长，我与大师兄工作联系多了起来，从贯彻推行车间承包责任制，到工序质量管理；从“五部二室”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到实行生产部下的工段长负责制。

　　从SZL2t／h、6t／h节能锅炉新产品的试制，到1987年底，叶厂长与大师兄率天锅考察团赴兰石参观学习工艺突破口先进经验，大师兄与我边学习边研究，制定出生产现场定置管理办法，为天锅厂创建工艺样板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技木改造的投产，到设计生产能力考核，1989年1～9月生产工业锅炉1890蒸吨，达到或超过年产2500～3000蒸吨的设计生产能力。其中的每个环节，无不看到生产一线大师兄不分昼夜调度指挥的身影。

　　1988年12月24日～1989年1月20日，叶厂长与大师兄，纪委书记佘化健率我等天锅厂中层干部赴南方学习改革开放经验考察团，参观考察了广东、广西、上海、江苏四省市（区）的广州、梧州、桂林、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南通九个城市的十个同行业锅炉厂家。

　　1989年秋，大师兄调任经营副厂长，兼经营部部长，分管供应、销售、财务、锅炉安装公司、车队等经营单位和部门。

　　10月，一向供不应求的SZL锅炉突然滞销，企业陷入停产状态。我厂销售到克拉玛依油田的23台锅炉出现炉排底座变形，炉排跑偏，链条卡死，不能运行的故障。

　　销售吐哈油田的锅炉严重爆管，用户赌气直接将锅炉丢弃于戈壁滩上，企业生存出现重大危机。

　　大师兄临危受命，带领全质办主任，销售科副科长，设计工艺工程技术人员和三包服务人员三四十人组成的技术服务队伍，在两三个月内，派出数百人次，花费几十万元，跑遍天山南北，对1984年以来出厂的214台锅炉进行了245次技术改造与服务，改变了企业的信誉形象和经营形势。大师兄主持天锅厂产品介绍暨订货会，叶厂长到会讲话。

　　1992年10月，大师兄带我参加机械厅阿拉山口口岸改革开发考察团，考察口岸开放政策和对外贸易，试图开展易货贸易，从独联体进口钢材，以抵销国内钢材市场价格上涨，带来锅炉成本上涨。

　　1993年，天锅厂转换经营机制，相继成立了经销公司，锅炉安装公司，汽车运输么司和锅炉配件厂。物资供应科由单纯的物资供应型职能部门向物资供应兼物资经营型的公司转变。

　　我时任副总经济师兼企管办主任，负责划小核算单位，模拟企业法人的方案设计和承包经营责任制工作。我与大师兄一起顶层设计物资供应科转型天锅物资公司实施方案，大师兄任物资公司法人兼总经理。

　　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物资公司模拟企业法人经营的承包责任制。叶厂长与大师兄签订了“包物资供应，包上缴利润，职工收入与上缴利润挂钩”的“两包一挂”的承包经营合同。

　　合同规定了包物资供应，包上缴利润，包储备资金占用、钢材节约的考核奖惩兑现办法。大师兄在物资公司内部层层承包，分解到组、到库，直到个人。

　　大大调动了职工积极主动参与市场激烈竞争的积极性，第一年收到极好效果，仅1993年，物资公司增收利润50.45万元，节约储备资金占用173.66万元，节约钢材和辅助材料价值210万元，综合经济效益410万元。

　　与此同时，大师兄利用边角废料，办起了小轧钢厂，由天锅厂职工全员入股，每人一股100元，年底分红每股500元。

　　为了充分发挥小轧钢厂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我通过妻子原单位砖厂的朋友郭武棋，与乌鲁木齐二钢一位离职下海的厂厂长赵厂长牵线搭桥，拟合资筹建金属结构公司。

　　大师兄向厂务会建议由我参与筹划设计公司组建工作，后因种种原因合资办公司未成，但也积累了经验。

　　大师兄灵活经营物资公司，真正做到工厂多收，公司多留，个人多得，正确处理好工厂、公司和职工三者利益关系。

　　物资公司承包经营业绩优异的经营者高兴地说：“我承包经营三年的收入，超过我进天锅厂三十年的收入。

　　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由于职责所在，我和大师兄工作多有交集，特别是1994年我出任天锅厂总经济师一职，我们工作交集更广泛深入。

　　我们经常对企业的发展战略交换思想，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举措交换意见。我与大师兄每次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归来，大师兄总是与我交流学习心得，多次反复强调：学习国内外企业先进经验，一定要和天锅厂实际相结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学习先进经验一定要天锅化”。

　　大师兄在天锅厂工作35年，为人正直，仗义厚道，作风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在全厂职工中有极高的威信。

　　无论是他当中层干部，还是任厂级高层领导，他所分管的工作和部门，用人从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而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所有人员进入他所分管的部门，都要严格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考核合格后才能入职。他没有私心，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利办私事门都没有。

　　吴君林师傅的大儿子1992年从西安成人大专学成归来分配回厂，找大师兄想在供应科安排计划采购岗位工作，大师兄公事公办，按规定程序办理，师傅儿子知难而退，气的师傅当场骂他“六亲不认”。

　　他的儿女都在天锅工作，却没有一人在他分管或曾经分管过几十个部门工作过，更没有打着他的旗号办过事儿。

　　他亲弟弟的儿子想求他安排一个工作，都被他严辞拒绝，以致于他的这个侄子因突然变故去世，大师兄夫妇二人闻讯连夜赶去奔丧，都被弟弟一家人拒之门外，不准祭奠，亲人们都说他是“冷血动物”。

　　而大师兄用人不论出身来历，不唯学历文凭，只重真才实学，从金工车间的吕永茂、徐国华、黄胜法、叶新民和有文化宣传特长的我，到生产部的徐云才、张永木、吴志德、邢世芳、肖志、姚新木。安装公司的刘峰，供销科的尹雁秋，徐文生、侍道发、王酒生、翟玉山、陈秀生、赵凤舞丶王军等等，不受工人、干部、大学生、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身份学历限制，有才就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让所有的人的才能都在岗位上闪光。

　　在天锅厂的历史上有老锅炉厂，农业团，警通连，，新疆白坎儿帮，兵团二中帮，海军帮，南京部队帮，帮派林立，盘根错节。

　　大师兄在天锅厂工作长达三十三年，当副厂长14年，分管过生产、经营，物资，当过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1998年任经营副厂长，主管销售。

　　工作范围广，部门多，却从未听到有“黄家帮”之说，他只搞五湖四海，从不搞独立王国“家天下”。只是有人说他霸道，分管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就最重要。

　　大师兄一辈子嫉恶如仇，仗义公道，他任生产副厂长时，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一个机修车间副主任，仗势欺人，殴打一个坚持原则的质量检查员，大师兄闻讯拍案而起，大发雷霆之怒，当即免去车间副主任职务，将其直接从厂生产调度会上赶了出去。

　　由于七十年代后期，我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大师兄主持召开的金工车间新发展党员征求群众意见座谈会，会上我揭露了车间某个新发展党员“两面三刀”的恶行，得到了与会群众的强烈一致反应。

　　大师兄在车间支部大会上反映了群众的反对意见，那人入党议题被会议否决。多年后，那人掌管了天锅厂组织权力，在部聘任、入党问题上处处刁难阻挠。

　　我1985年就向党支部呈交了入党申请书，但那人却不至一次在不同场合发出狠话：“有我任机关支部书记，有我分管厂组织工作，王治国就永远别想入党！”

　　1993年，王书记、叶厂长都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他们了解我迟迟未能入党的原因，王书记让我重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我所在的机关一支部书记蔡惠英大姐。

　　蔡大姐和大师兄一样，无论是在技术科资料室当资料员，还是在和我在一个科室企管办当综合统计，都把我当小弟弟关心照顾。

　　她每月都为天锅厂中层以上干部提供我厂经济技木指标历史行业纵横比较小册子，大姐知道我工作非常需要了解我厂经济技术指标座标定位，也被例发给我这个只是企管员的普通业务人员。

　　她脖子上患皮炎，让我这个小弟弟为她塗药，我们姐弟感情很亲近。她把我的入党申请书交给支部组织委员、岗检组组长王家海备存，蔡大姐和家海大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开始进入党员发展的工作程序。

　　8月，我参加了全厂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尽管如此，已经从党办调离的那个人仍然阴魂不散，私下利用我在经济责任制考核中与某些部门党员领导干部发生争执的矛盾，挑唆两名党员在支部大会上讨论我入党时投反对票。

　　幸好蔡大姐和家海大哥发现的早，在征求党员意见时分头做工作，并批评了那个人的非组织活动错误倾向，才保证了1993年9月14日支部大会对我入党投票表决时一致同意通过我入党，我才有了新的政治生命。

　　大师兄在天锅厂素以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敢想敢干敢闯，为人正直，坚持原则，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不同意见而著称。他脾气不好，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当场拉下脸来，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就连我这个小师弟，也经常让他怼的下不了台。

　　天锅厂老班子成员都知道他出于公心，是为企业好，没有整人的坏心眼儿，而且是直肠子，就事记事，从不记仇，那说那了。

　　大家都不计较他的脾气，和历届班子成员都能和衷共济，融洽相处，彼此心中毫无芥蒂。

　　1997年底，东方公司调整了天锅厂领导班子，派遣张光纯董事长在东方锅炉厂任厂长时的秘书拾景林任厂长。

　　拾景林到任后提出“抓大放小”的经营战略，“抓大”即狠抓由他引进的东方锅炉厂工业锅炉公司的35t／h大型锅炉产品的开发与经营，“放小”即放弃天锅厂原有的SZL水管锅炉产品。

　　天锅厂部分老班子成员认为，开发35t／h以上大型锅炉产品的方向没有错，但天锅厂乃至目前尚无技术成熟产品，SZL锅炉目前在新疆乃至全国还很受用户欢迎，具有较大的市场占有，当前应当以SZL锅炉为吃饭产品。

　　生产经营战略当前应“大小并举”，产品开发应做到“生产经营一代，设计试制一代，市场研发一代”，保证新产品开发研制投放市场不间断。拾景林一意孤行，坚决实施“抓大放小”经营策略。

　　老班子其他成员见状都放弃自己们不同意见，唯有作为经营副厂长大师兄，坚持当前生产经营以SZL锅炉为重点的不同意见，拍案而起，与厂长争执起来。

　　拾景林是个心胸狭窄之人，不认为大师兄坚持不同意见是经营上的工作分歧，而认为是大师兄“刺儿头”，有意挑衅，挑战他厂长的权威。就说，你不愿干可以打报告辞职。

　　大师兄见他容不得不同意见，激愤之下，当场写下书面辞职报告，交给了拾景林。东方公司不深入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拾景林，于1998年7月15日宣布决定，免去大师兄等二人副厂长职务。

　　大师兄被免去天锅厂领导职务后，专心到全厂职工出资创办的天宇物资公司从事经营工作。

　　拾景林仍不解心头之恨，借天锅兼并审计、国务院稽查特派员09办到东方公司稽查之际，在天锅厂揪住物资公司不放，拿大师兄开刀，杀鸡儆猴。

　　拾景林到天锅厂当厂长前在东方公司立下军令状，一年扭亏，第二年盈利。第一年扭不了亏，将老婆调入天锅厂当普通职工，第二年不能盈利他就地免职。

　　1997年年底，东方公司对原天锅厂厂长叶帮华离任审计，结论是亏损1580万元，加上潜亏因素，天锅厂真正符合财务制度的明亏加潜亏不足3000万元。

　　拾景林到任后感到扭亏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为了推卸扭亏不力责任，借企业兼并审计之机，搞“内部人控制”，诱迫财务人员和审计人员，将大量应收账款，产成品和在制品等优良资产，都作为经营性亏损，虚构虚报，将本来只有3000多万的亏损因素夸大到8800万元。

　　在稽查工作中，拾景林欺骗误导东方公司和稽查特派员09办，诬陷天锅前任领导班子私分贪污国有资产1400万元，在企业内部制造极“左”运动式。

　　大师兄主管的物资公司和天宇公司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拾景林向09办报送材料，物资公司贪污私分国有资产500万元，天宇公司转移物资公司国有资产189.58万元。

　　天锅厂稽查自查阶段，拾景林不分清红皂白，没收天宇公司捷达车一辆，电脑及桌椅等资产。

　　一时间，物资公司与天宇公司山雨欲来风滿楼，黑云压城城欲摧，1999年10月底，乌鲁木齐市检察院与天山区检察院组成专案组对天锅厂稽查案件立案侦察，大师兄与叶帮华厂长，林乐山三人被“双规”于乌鲁木齐市民主路电力宾馆。

　　出卖灵魂一心想当天锅厂纪委书记的原物资公司大管家因记黑账、黑录音、记黑材料被专案组以涉案人为由调离稽查工作小组，升官梦断黄粱，一度患有抑郁症，坐在芨芨槽子铁路边片石山下抽烟一宿，被怀疑有卧轨自杀之嫌。

　　物资公司会计因私自烧毁账本被捕入狱，后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无罪释放。公司出纳被专案组传讯，吓得尿血在保卫处送她进城的车座上。

　　天锅厂稽查案件事实，主要发生在1993年～1997年天锅厂转换经营机制，模拟市场法人，独立经济核算期间。天锅厂成立了大大小小科工贸实体，实行内部承心仪经营，独立核算。

　　这些经济实体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动员全厂职工积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成果。

　　但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财务过度分散，宏观调控失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难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整合资源投入外部市场竞争。各经济实体“以邻为壑”，内部恶性竞争，不顾企业大局，截留营销收入和上缴利润，造成“大河无水小河满，大厂求小实体过日子，大厂亏，小单位盈”的倒挂现象。

　　天锅厂因经营管理失控，在市场竞争中被绊倒，这些血的教训，是应该反思和吸取的。但是凭心而论，天锅厂转换经营机制的初心，是在急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靠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

　　无论是提出动议的党委书记王树仁，经营决策的厂长叶帮华，还是大师兄，包括我这个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制定者和推动实施者，大家心里想的都是为天锅谋发展，为职工谋福利。

　　说谁想借内部承包经营为个人捞不当利益，私分贪污国有资产，一打死我也不相信。当然，既然是改革，难免有失误，难免有违反财务制度不规范的地方，何况财务会计制度本身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

　　比如说大师兄的物资公司和天宇公司，涉案近700万元，大多是不规范，违反财务制度，给公司和全厂职工多发了奖金福利，大师兄并无装进个人的腰包。

　　立案审查期间，专案组传唤了大批人证物证，调取了天锅厂大量文件、资料、凭证。

　　我作为天锅厂内部承包经营方案的设计者、主持组织实施者，向专案组提交了1993年～1997年5年来的天锅厂对二级公司及单位的承包经营合同，每年组织财务、劳动人事、党办、纪检、综合治理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考核小组对各单位考核的时间、地点等考核原始记录，营业销售收入、利润、资金占用、物料节约、管理项目等经济技术指标考核计算方法、过程、经总会计师签字的考核原始底稿，以及考核奖惩兑现的计算方法、口径及计算过程，历年由我起草制定，经厂务会讨论通过，厂长亲自签发的承包经营考核奖惩兑现的天锅厂行政文件等相关资料上百本，两千多项十几万字。

　　我向专案组把每个二级单位每年承包经营全过程陈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专案组明白了合法收入与不当收入的政策界限。我提供的物证和证言，成了专案组办案的政策界限和依据，从而解救和保护了天锅厂的大批干部。

　　经专案组侦察，天锅厂干部并无贪污私分国有资产事实，只有违规违纪行为，对“双规”的叶帮华、黄传宗、林乐山三人作出结论：查处叶帮华6万元，黄传宗10万元，林乐山13万元为不当收入，退赔后于1999年12月31日解除“双规”回家。

　　稽查期间，天锅厂干部按政策规定退赔不当收入70多万元。至此天锅厂稽查工作全部结束，无一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稽查特派员09办与新疆纪检司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区分企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失误和私分国有资产的界限，才使天锅厂的稽查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从而避免了稽查特派员制度下“内部人控制”的固有缺陷所造成的新的冤假错案。

　　不想市场经济的“五色”令他目盲，办起了物资公司，炒豆大家吃，砸锅砸一口，惹下了天大的祸事。

　　在风云突变中，大师兄有担当，不攀咬，不推卸责任，尽自己力量保护物资公司的干部职工。但毕竟没有应对小人的经验，面对小人暗算陷害不知如何应对。

　　他的贤夫人蔡惠英大姐病急乱投医，求神拜佛，占卜算卦，以求破财消灾，转危为安。也许是大姐虔诚，感动上苍，大师兄终于度过劫波。以后蔡大姐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家弟子。

　　“养起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曾国藩这幅对联，不正是大师兄的人生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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